宋念申：从全球史角度重新认识“现代”| 文明对话 和合共生之①

　　

　　当前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，地缘冲突不断加剧，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更需要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、促进全球共同发展、增进全人类福祉。中华文明能否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智慧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否为发展世界文明、破解“文明冲突”贡献力量？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努力搭建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。我们整理编辑了部分参会专家的精彩发言，以飨读者！

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发言。(陈涛 摄)

　　西方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， 谁在付出代价？

　　今天学界有不少学者把“现代”作一种狭义的理解，将其本质解释成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这两个要素。一个常见的历史叙事往往是：为什么有的社会发展出了科学和民主精神，而有的社会却没有？“现代”于是成为特定种族或特定文化体的排他性特征。

　　这种阐释方式是非历史的，也忽视了全球物质流动对于促进现代精神生成的决定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阐述方式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在这些看上去很“美好”的进步里，是谁或者是什么在付出代价？

　　现代是工业化的时代。我们经常会谈到英国的工业革命，由于有了科学的精神，伟大的天才发明了蒸汽机、纺纱机。但机器能够运用到大规模生产之中，有其特定的全球化条件。

　　最必要的条件，是英国殖民了印度，从而能够获取非常廉价的棉花原料，然后把这些原料通过英国占领的海上通道，运到利物浦、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，利用纺纱机制造出物美价廉的棉织品，再把它倾销回殖民地。工业革命能够实现，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和埃及的棉花种植农业工人，以及在美国南部田间的奴隶在付出代价。

　　随着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国内工人阶级的形成，政治格局随之变化，很多思想家开始思考新的权力分配问题。于是我们看到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出了《论美国的民主》，英国哲学家约翰·洛克写出了《政府论》，詹姆斯·密尔、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父子写出了《论政府》《论自由》等作品。但我们不要忘了，托克维尔写《论美国的民主》的同时，也在大力宣扬法国应该殖民阿尔及利亚，以解决法国自身的政治认同问题；洛克和密尔父子也积极地参与了英国的殖民事业。这些主张和思潮，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联动的，我们不应该脱离其中的殖民面向，来认知它的民主意义。

　　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

　　现代化并不是简单指向科学、民主的路径，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，即大航海时代以来开辟出的一个全球人类社会连接的网络。

　　在中国明清(公元1368年—1912年)时代，美洲白银的流通刺激了明清社会的商品化，很多中国商品也贩运到美洲和欧洲，刺激了当地的生产和消费。在思想方面，既有西学东渐，也有中学西渐，中国思想文化通过耶稣会士传到欧洲时，刺激了人文主义的兴起，也刺激了欧洲新思想的发育。一旦切换视角，我们就会发现，“现代”并不只是在欧洲诞生发展然后扩散到全球的。不同的人群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“现代”。比如对非洲西部的奴隶来说，他们被贩卖的经验就是他们的“现代”；美洲的原住民被屠杀，他们的土地被占领，就是他们的“现代”；印度人被殖民也是他们的“现代”。我们在解读“现代”时要注意，这个“现代”有不同的人在参与，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，发挥了不同的作用。

　　我把这种至今主导了人类社会基本权力结构的现代性，称为“殖民的现代性”。从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多年，“现代”是资本主义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“三位一体”：资本主义是它的目的；为了资本能够无止境地积累，需要殖民主义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；资本控制下的国家为了争夺殖民特权展开争夺，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性、垄断性的权力结构。

　　中国式现代化与殖民的“现代性”有何不同？

　　中国能否摆脱殖民现代性的发展路径？仅从工业化历程来看，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当中，唯一一个不以殖民主义为手段发展出自主工业化的国家。

　　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以建立帝国性的霸权垄断为权力追求？这一点也非常明确，中国不希望追求一元的霸权性的权力结构。那么回答同样的问题，谁或者什么为此付出代价呢？是中国人民自己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，我们的父辈以长期的低收入和低消费，将剩余价值用来实现社会积累。而中国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点，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们较为普遍的基本医疗权、教育权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前30年中人均寿命和人口数量同时大幅度增长。可以说，中国走向现代化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价之上。中国的发展不是以殖民主义为手段、以帝国主义为权力追求的，它的目的也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，这样的现代化，在我看来，指向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。

　　西方的现代化，往往与“文明”和“文化”这样的词相连，因为Civilization在西方和英语语境里总是指向文明和野蛮的对立，意味着要把“野蛮”的人民“文明化”。中国的“现代性”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，不是要建立文明等级，然后去教化、压迫别人。

　　当然，这么说并不是要反对西方。西方很多进步和发展的要素，已经内化在15-16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经验之中。而且，人类社会除了中国和西方以外，还有广大的其他国家和地区。中国提出的现代性要素，不能不考虑到在第三世界、全球南方的示范效应。我们期待的是中国为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做出探索、提供有益借鉴。

　　(文章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1月17日举办的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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